距白先勇1981年连载完《孽子》至今，已经度过四十年，其中二十周年时曾上演电视剧《孽子》范植伟与杨佑宁谈着恋爱；如今国家剧院的舞台上，则重新搬演龙凤之恋时光淬炼，《孽子》已成经典，仿佛一则古老的爱情传说，在人们的口耳传诵中越来越美，如莲花池里的红莲：
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
但孽子写的不仅是欲望，不仅是爱，甚至不仅是一个个被父亲赶出家门儿子们，对家的追寻。距离阿青从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家逃出，也已经四十年。当我们重新阅读《孽子》，这目光自然将蕴含了这漫长的时光，他如今在台北哪条街上游荡？当时阿青眼见的台北，与他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台北，有什么不同？
白先勇说，台北是他的灵感来源。即使他随父亲白崇禧来台后只待了十年，从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就去了美国，但《台北人》、《孽子》，这两部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故事全发生在这个湿黏闷热的盆地之中。相较于描写国民政府迁台时从中国过来的居民，《台北人》中虽成寻常百姓却仍时刻怀念旧时王侯时光的诸多角色，《孽子》的青春鸟们，则全都生于台北、长于台北，将他们的青春完全奉献给台北这个故乡。
展开剩余85%黑暗王国的游戏之地
这个消息，像一则不胫而走的谣言，从早上开始，便在台北市我们这个隐密的地下国度里，每一个角落，散布开来。从八德路传到中山北路，从中山北路流到西门町，从西门町越过淡水河到三重镇，然后再回头，落到万华三水街那条热臭污秽的死巷中。在大街上，在小巷中，在野人地下室，在新南阳的后排座椅上，当然，最后归集到我们的老窝公园里──
有名的电影公司董事长盛公宣布要开「派对」，故事在描述这则耳语传递的途径时，顺带勾勒出《孽子》的布景范围，大致包含了整个台北市区（不包括阳明山及当时尚未发展的松山南港一带），八德路是盛公寓所在，而中山北路有着「八条通」，最多酒家食肆的聚集地，带领阿青等人的杨教头，与小玉的华侨干爹林茂雄见面用餐的高级日本料理店「梅田」，也在中山北路上。
往西南方走，来到西门町，野人咖啡位在峨眉街的地下室，是阿青他们的联络站，要去北车旁南阳街的新南阳戏院看电影，或是去中华商场吃抄手，都可在这留下他们的讯息。新南阳戏院与新公园一样，都是那时男同志的社交场合；而中华商场，则是阿青遇见不知名同伴的场所。
「电灯坏了，只有靠铁路那边那扇窗户透进来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商店招牌闪烁的灯光他那种大的身躯，庞然屹立在那里，急迫的在等待着。自来水哗啦哗啦的流着，直流了十几分钟，他才拖着迟疑的步子，那肿大的身影，探索着移了过来。」
再往南些，万华作为台北市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从清治时期就有着游廓存在，宝斗里是最有名的风化区，《孽子》神话中的阿凤，就在龙山寺附近出生；邻近着华西街的妓女户，时常在新公园游荡的「小么儿」，总如妖精般抢走条件较好的男人，则出自三水街的男娼馆。
阿青们在这些地方游戏、与陌生的灵魂相遇，《孽子》勾勒出的，正是当时男同志的日常路线，台北自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当然，在当时，他们是只被允许在黑夜中出没的，这也就是黑暗王国的疆域了。
栖居城市边缘
不只是游戏、性、酒家吃食，《孽子》的1970台北，无法与2020台北完全的都市化、高楼大厦化相比，或者说，有文明的光鲜亮丽，就有接收其排泄的城市阴影之处，阿青位在龙江街的家：
「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
出身下级公家人员的阿青的父亲，分配到的宿舍就只能在城市的最边缘，也显示出了即使是来台的外省军人，当时也有着明显的阶级差异。
作为另一极端的比较，大概是王夔龙父亲所住，位在南京东路三段深处巷子底，从日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旧官邸，或者是照顾着阿青等人的傅崇山老爷子，也是在离松江路不远，南京东路的一处巷子里，房屋虽然老旧，但「住宅庭院深广，沿着围墙，密密的栽了一转高大的龙柏，郁郁苍苍，把房屋掩护着，气派森严」，这几处大概可称之为当时的军人高级住宅区。
《孽子》的台北透露出了两个最极端的社会阶层，占据的最为特定空间，一边是古色古香的国家菁英住宅，另一边，则是最穷最破败的荒废地带，即便之间可能只相距不到十公里。
在那面容永远悲痛灰败的父亲的龙江街之外，另一个对极是阿青母亲临终所住的南机场克难街。克难街为今环绕万华青年公园的国兴街与青年街旧称，视路名即可知是为纪念国军来台的克难精神，也是白色恐怖国民党处决政治犯的知名地景马场町所在。
小说中阿青的母亲住在克难街底的贫民窟，一栋据说是日治时期的碉堡之中，「两层楼的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阿青为了告知弟娃的死讯而去找母亲，他走进母亲的房间，「里面又闷又热，迎面扑来一阵腥膻的恶臭，好像是死鸡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秽气一般。」
他的母亲两颊凹陷，两只眼睛如同两个黑洞，因为逃出了丈夫的房子，背上了一生罪孽，全身是毒。而即使是死后，阿青母亲的骨灰坛，也同样被送至北部的最边角，位在大龙峒的大悲寺。
父母都身在整个城市最为陷落之处，城市的最边缘，阿青在途经这些地方时，他藉由诉说台北不同区域之间的落差，最晦暗污秽之处（他的出身与父母的最终归宿）与最光亮文明之处的巨大对比，既是讲述了整座城市的身世，也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由此也可理解即使他是被赶出了家门，但还有着追寻的、年轻的他，也自然会离开自己的家。
同样是「母亲的所在」，小玉的母亲所在的三重镇，则展现了完全相异的面貌，她住在天台戏院后一条摆满摊子，人挤人的巷子里。小玉带阿青去吃中元普渡大拜拜，那时还有赛神猪的仪式，人山人海的宴席上，神猪的肥肉堆成山，所有人大啃大嚼着猪肉，喝米酒，猜酒拳，酒酣耳热的氛围洋溢在街道之中。
即便只是隔着一条淡水河，三重在白先勇的笔下却展现着充沛的生命力与强烈且享乐的庶民文化，甚至是从这里出去的新公园国民，也特别逞凶斗狠。
《孽子》写三重镇的上空始终盘旋着一层煤烟，暗示其工业城的地区特质，由此反过来看台北，其实也可发现，在《孽子》中出现的人物，无论是新公园的住民、军人、办事员、性工作者、电影导演没有任何人从事农业与工业，这其中大致也反映了作者的阶级视野。
新公园：安放无家可归的孽子们
在所有《孽子》所描绘的台北地景中，最核心的当然是新公园：「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
新公园所在地清治时期原为天后宫，是宗教信仰中心；日治时期改建为都市公园，西方正对台湾总督府，北方是台北车站，一面作为帝国殖民地的门面，一面则作为他地来访者对台北的第一印象存在，1935年，新公园更成为「始政40周年台湾博览会」举办地，展示日本殖民成就的场域。
战后新公园逐渐成为男同志聚集之处，圈内人昵称「公司」，因为每天都要到这打卡上班。他们在这里找到相似的人，因看见彼此，确认自己不是唯一的、奇怪的存在，纵使为世不容，至少有同志能作伴取暖。
《孽子》的阿青、小玉、吴敏、老鼠、王夔龙、阿凤，无数游荡的灵魂，在此安放自我。阿青找寻与弟弟相似的人影，也找寻父亲的替代形象；小玉认过无数干爹，只是想找到自己的日侨父亲；吴敏死心塌地跟随冷酷的张先生，原因是「张先生这个家真舒服，我一辈子能待在这里，也是愿的。」
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世离开家、或没有家，因此四处寻找家庭的替代品，而新公园成为他们的家的象征；《孽子》结尾，纷扰落尽后，在除夕夜这天，所有黑暗王国的子民又回到这里，是把这里当家了。
台北城中的漂流记，何时能画上句点？
然而，对家的追寻仿佛永远会受到阻挠，1996年台北市政府在新公园内设立纪念碑，将其更名「二二八和平公园」，成为台湾转型正义的象征。这样的作为隐藏着将同志赶出公园的意图。不过台北对不同性向的人们的态度起起伏伏，2003年第一届同志大游行，就是从二二八公园出发，至今已举办十八届；2019年台湾通过同志婚姻，这座城市，王国里的人们是否已经能找到自己的安居之地？
无法安居的人并不只孽子们。歌手PanaiKusui等人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搭帐棚抗议政府将原住民私有地排除在原住民传统领域之外，他们从2017年2月23日开始，先是在凯道的人行道上搭帐棚，一百天后被台北市政府清场，而后他们转至台大医院捷运站一号出口处扎营，开始了与政府的你拆我盖追逐，二二八公园成为他们暂时的家，为了抗议政府用法律夺走了他们的土地，至截稿为止，他们已住了1321天，但他们的漂流记却不知何时能画上句点。
这座公园写满了无家可归灵魂的踪影与历史，虽然不能让他们停止漂流与追寻，却提供了庇护，让惊慌与无助的人能够获得短暂的安稳，再继续前进。这大概也是家的某种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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